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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與時俱進的創新性
時間：2023-06-21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馬奔騰
與時俱進的創新品格，是中華民族創造博大精深的文化并形成數千年綿延不斷的偉大文明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們繼續取得成功的精神財富。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體現的是“變”與“不變”、繼承與發展、原則性與創造性的辯證統一，一脈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創新精神，深深熔鑄于中華民族的血脈基因，也形塑著當代中國的嶄新模樣。
應時而變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一個民族，其創新性首要體現于支配其行為的深層生存哲學。中華民族決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民族，創新性是其傳統生存哲學的典型特征。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創新求變的重要性，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湯的盤銘上就寫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老的經典《易經》強調變易的意義，如《雜卦傳》指出《革》卦和《鼎》卦的主旨：“《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解釋《賁》卦的《彖傳》言：“關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辭傳》也說：“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這種應時而變的思想，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儒、釋、道三者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相輔相成，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礎。作為中華傳統哲學的主體，儒家在特定的階段有一定的穩定性和保守性，但縱觀其2000多年的發展歷史，它很好地繼承了《易經》的變易思想，總能應對時代的挑戰，適時進行調整和革新。在統一的漢帝國穩定之后，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于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經學家引陰陽、五行學說入儒，使儒家在關注人世的基礎上開始具備更廣闊的宇宙視野，并試圖將世間一切納入此架構并獲得合理解釋。讖緯化的儒家在漢末走向衰落，魏晉時期儒家又嘗試與道家結合，以適應政治形勢和社會關系的變化，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倫理融為一體，于是玄學產生并于潛移默化中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精神風貌。至唐代，韓愈在佛教、道教的壓力下試圖建立儒家的道統，并發掘儒家的心性思想。至宋代，儒家汲取了道家的宇宙觀，以及道家、佛家的心性觀念，發展出被稱為“新的儒家”的理學、心學思想。一時間，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儒學大家如群星璀璨，他們新見紛呈，使儒家思想更為深刻和豐富，蔚為大觀。自元代直至清末，理學成為官方的主流學術思想，帶有禪學色彩的心學也影響到一代又一代士人的生活。理學、心學是儒家哲學的高地，但絕非終點。當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經歷痛入骨髓的百年屈辱，當傳統文化屢遭西方思想的沖擊而面臨重重困境，許多文化英杰肩負起革新儒家、發展儒學的神圣使命，于是有了現代新儒家的出現。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這些新儒家的學者，或援佛入儒，或援西方哲學入儒，在中西文化空前碰撞的時代，為傳統儒家哲學尋找新的生機。
與儒家哲學創新發展的過程相始終，歷史上不同時期所重視的儒家經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時勢的變化不斷有所調整。從西漢時期直至南宋，作為經學核心的儒家經典由五經發展到七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自元代始，又由于理學已成官方哲學，四書躍升為科舉的重點，獲得了超越五經的地位。儒家經典在每個時期的變化還體現在那些研究著作的層出疊見。中國古代的哲人主要依靠注釋和研究經典來表明自己的主張，如宋代王安石等人的《三經新義》、朱熹的《詩集傳》，相關書籍浩如煙海。所以即使對同一部儒家經典，不同時期人們的理解常大不相同。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就是為了給他的變法革新建立理論依據，帶有鮮明的時代性。
佛教哲學的發展也突出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創新性。佛教在兩漢之交傳入中國，最初被當作社會上流行的神仙道術的一種，魏晉時伴隨玄學的興起，有無、本末、體用、動靜等哲學范疇成為思想家們關注的焦點，佛學由于在理路上有與玄學相近之處而迅速傳播。特別是大乘空觀可比配于老莊的貴無思想，一個講“空”一個談“無”，兩者相得益彰。但源于印度的中國早期佛教在倫理觀念、價值導向上與本土文化存在諸多沖突之處，所以佛門中人和士大夫群體很早就致力于三教融通，從多層面改造佛教以適應中國人的需要。魏晉時期曾流行的主張一切皆空的般若系思想，逐漸被并不完全否定現世的涅槃系思想取代，中國化佛教——禪宗最終在唐代產生。在禪宗這里，所應空掉的是妄心、妄境，而真心、真境則并非虛無。禪宗汲取了儒家的入世精神、道家的任運自然的追求，成為一種境界超邁、充滿情趣的生活哲學。并且它厭棄對外在權威的依賴、強調自我的價值，以至于后來成為許多哲學家理論創新的思想武器。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與創新是革命性的。禪宗和原始佛教的距離是如此之大，范文瀾甚至說：“禪宗頓教，慧能是創始人。他的始祖實際是莊周，達摩不算是始祖。”這種對外來佛教文化的成功改造不但使佛教在中國獲得了新生，也使它在中國哲學、中國文化乃至普通人的生活等諸多方面都發揮著深遠的影響，使中華文明更為內蘊深厚、豐富多彩。即如文學藝術，就深受佛禪浸潤，禪為書法、音樂、繪畫、詩歌、戲曲、小說、園林等增添了無盡的空靈和意味。季羨林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說：“中華民族創造了極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沒有失去活力，歷時之久，為世界各民族所僅見。原因當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認為，就是隨時吸收外來的新成分，隨時‘拿來’，決不僵化。”
道教哲學同樣重視創新。道教自東漢時期產生，它神化了老子“道”的理論，雜以神仙方術等民間信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漢代張陵創立的五斗米道和張角創立的太平道都是比較原始的民間道教派別；東晉時葛洪撰《抱樸子》，將道教的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將養生與應世相結合，確立了道教發展的基本方向。后經南北朝時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等人借鑒儒家和佛教兩家的思想，道教從內容到形式得以不斷充實，終于在唐宋時期發展到鼎盛。宋代以后，道教繼續追求三教合一，更加側重內丹的修煉，在元代發展出正一、全真兩大宗派。但明中葉之后，道教在民間的活躍度較高，在官方和士大夫群體中的影響漸小。在不斷創新以適應社會各階層的需要這一點上，中國佛教比道教走得更遠。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中華文明創新性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既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傳統智慧的繼承，又守正而不守舊、尊古而不復古。“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即重視史實的書寫，孔子整理的《春秋》后來被作為儒家的基本經典。修史也成為歷朝歷代的文化使命，在此過程中出現了司馬遷、班固、司馬光、劉知幾、元好問等著名的史學家。作為古代學術主體的經學的發展，也是在尊重儒家基本經典的基礎上，不斷進行新的闡釋和運用。與重視既往經驗相關，中國人很早就有收集、研究文物的傳統，顏師古《等慈寺碑》中說“即傾許之人徒，收亡隋之文物”，文天祥《跋誠齋〈錦江文稿〉》中慨嘆“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均是看到了文物的重要性。宋朝時已出現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等研究古物的金石學家。中國古代歷史發展中，并不簡單肯定或否定前代的制度，孔子曾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這是辯證的繼承，是在“因”的過程中有損有益。這樣的歷史傳統，使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經驗與智慧不至于因天災人禍而湮滅，又能在繼承、革新中得以發揚光大。“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傳統智慧的保存和利用，是中華文明在創新中永葆活力的堅實基礎。
因為有注重創新的特質，所以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在制度、科技等方面都有數不勝數的發明創造。就政治制度來說，監察制度、科舉制度、文官制度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杰出智慧。秦朝統一天下后，創建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專門監督百官的監察制度，后來歷代不斷加以完善。御史往往以較低的官階對級別高的官吏形成威懾和約束，正如顧炎武所言：“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古代監察制度選拔御史的嚴格程序、行使權力的獨立性原則仍能給今天的監察制度建設以啟示。中國的科舉制自西漢設立太學并從中選拔人才即已萌芽，至隋唐時期正式確立。科舉制打破了豪門世襲，促進了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激發了人民的創造熱情和家國情懷。而與選賢任能、提高行政效率密切相關的文官制度，中國至少自隋唐即已實行，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古代中國科技上的成就也同樣令人矚目。除了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這四大發明，還有產生于戰國時期的世界最早的天文學著作《甘石星經》，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醫學巨著，有北魏賈思勰的農書《齊民要術》，北宋沈括的綜合性著作《夢溪筆談》……這些偉大的成就，早已澤被宇內。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序言中認為，中國在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著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
任何一種文明都要與時偕行，不斷吸納時代精華。中華民族有超過五千年的不曾中斷的文明史，創造了無盡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是值得驕傲的光輝燦爛的歷史。只是在近現代的百年里，當遇到西方沖擊的時候，我們遭遇了較大挫折。但秉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無數仁人志士勇于學習、守正創新，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改進和提升著我們的文化，使中華文明逐漸步出低谷、走向新的高點。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具有偉大夢想精神，中華民族充滿變革和開放精神。幾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秉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開啟了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而今，中國共產黨引領中華民族進入輝煌的新時代，黨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正是中華文明創新性的最新體現。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責任編輯：李 悅
執行編輯：柏 堯
